来源：华夏时报10倍配资可以找谁代注册
在看似平常的城市道路上，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车祸戏码正悄然上演。价值15万元的自行车被“意外”撞毁，摩托车主“无意”间碰倒路边豪车；行驶中的车辆突然加速撞向违章并线者，随后便是高额医疗费与误工费的连环索赔……
近日，北京通州警方连续破获两起手法隐蔽的保险诈骗案，五名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，涉案金额高达38万余元。这些案件揭示了保险欺诈正从个体行为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。
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、教授朱俊生在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车险骗保的危害远不止“骗取赔款”那么简单，不仅会推高行业赔付成本，抬升整体费率水平，最终转嫁至守法消费者；同时扰乱正常理赔秩序，挤压诚实客户的理赔资源，损害用户体验与信任；除此之外，还会诱发道德风险扩散，形成“骗保有利、守规吃亏”的逆向激励，侵蚀行业诚信根基；并且一旦形成“灰产链条”，甚至可能与非法改装、暴力碰瓷等治安问题交织，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威胁。
伪造的现场，真实的陷阱
据平安北京通报，7月2日，北京通州公安分局北苑派出所接到一名保险公司经理的报警，称自己在梳理2024年的保险理赔案件时，发现疑似有人保险诈骗。
从案情来看，2024年10月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门口，王某驾驶的摩托车“不慎”撞倒了赵某某停放路边的自行车。这辆自行车标价15万元，经宋某某的店铺“定损”，维修费竟高达10万元。当王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，一个关键破绽浮出水面：若只是停放摩托车时轻微碰倒自行车，如何导致车架大梁撕裂且车身两侧伤痕累累？因为疑点较多，保险公司选择了报警。
面对警方的调查与确凿证据，精心设计的骗局瞬间崩塌。原来，幕后策划者宋某某指使赵某某将早已损坏的自行车置于公园门口，再安排王某故意驾驶摩托车撞击，只为骗取保险公司10万元赔偿。7月3日，通州警方将涉嫌保险诈骗的宋某某及王某抓获，现二人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。
另一团伙的诈骗手段则更显“专业”与持续性。焦某某、刘某、刘某某三人驾车组成撞车团伙，专门物色准备违章并线的目标车辆。一旦锁定目标，他们或故意不予避让，或突然加速前冲，制造碰撞事故。利用对方违章在先需负全责的心理，三人随即谎称在事故中受伤，要求前往高端医疗机构进行“检查治疗”，产生高昂费用由对方保险公司买单。
然而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他们隐瞒已获第三方赔偿的事实，转而持医院诊断证明向自己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公司二次索赔；同时，还向事故对方驾驶员索要误工费补偿。凭借小额多次的作案手法，2023年以来该团伙成功索赔21次，重复索赔达11次，涉案金额28万元。若非多家保险公司数据整合暴露其共性模式，这种隐蔽的犯罪恐仍将持续。
目前，犯罪嫌疑人焦某某、刘某、刘某某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在朱俊生看来，车险诈骗手段不断升级的核心驱动因素，主要在于三方面，一是信息与规则的不对称性。不法分子熟悉保险理赔规则，能够“定向设计”符合赔付条件的事故情节，甚至利用行车记录仪、报警流程等形成表面“完备”的证据链，逃避核查。二是技术门槛降低与“行业化”作案。随着团伙作案的普及，形成了“组织提供脚本、成员负责演出”的链条式运作模式，呈现出专业化、标准化趋势。三是高赔付诱因+低打击成本。部分案件涉及高价值配件或车辆，但司法介入门槛高，查证成本大，导致骗保风险收益比例失衡。
这些有组织的诈骗行为正产生连锁反应。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虚假理赔直接增加保险公司赔付支出，损失通过保费调整转嫁给全体车主。同时，挤占保险公司资源，大量人力物力被用于调查、核验。还会造成司法资源消耗，如通州两起案件就动用派出所、经侦支队专案组，调查耗时超两个月。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亦向本报记者表示，车险欺诈赔案占比大概在5%-15%左右，导致行业整体费率上涨，守法客户为欺诈者“买单”，逆向选择严重。虚假事故不仅占用交警、司法、鉴定等公共资源，伪造重大事故还可能造成真实人身伤害和交通拥堵。的确，以焦某某团伙为例，其主动制造碰撞的行为，本质是在城市道路上埋设移动的“事故炸弹”。每一次蓄意撞击，都在真实威胁道路交通安全，将无辜路人置于潜在的危险漩涡。
车险骗保，危害远不止骗钱
当前车险诈骗呈现团伙化、专业化趋势，从伪造单方事故发展到利用交通规则漏洞制造碰撞，也暴露出行业现有的风控体系存在明显短板。朱俊生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，一是核赔流程过度依赖人工判断，面对精心编排的情节难以识别真伪；二是缺乏跨险企、跨平台的联合反欺诈机制，信息割裂，难以识别惯犯或团伙；三是理赔环节相对滞后，缺乏事前预警与动态监控机制，更多停留在“事后查处”。
杨帆亦指出，案件暴露的核心漏洞在于保险公司间数据壁垒森严。焦某某团伙能多次得手，正是利用了各公司间理赔信息互不相通。
“承保、理赔、维修、交管、配件供应链等数据分散在保险公司、4S集团、交管、配件商，缺乏统一接口与共享机制。承保端风险评估流于形式，查勘端‘双人查勘’‘第一现场到达率’因人力成本被不断压缩。定损端配件价格、维修工艺标准模糊，给‘以次充好’‘扩大损失’留下灰色空间。”王国军告诉本报记者，部分查勘员、定损员与修理厂利益绑定，内部审批节点形同虚设。
不仅如此，部分车险产品结构存在被“设计利用”的漏洞，尤其是在高价值零部件定损、定价标准模糊、维修流程监管缺失等方面。在朱俊生看来，只有通过产品机制、科技手段与行业协同三位一体，才能从源头上挤压诈骗套利空间，恢复理性可持续的保险生态。
朱俊生建议保险公司从四方面着手，一是引入配件分级定价与标准定损模型。将配件价值与车型等级、使用年限等因素动态挂钩，避免“一损即换高价原件”的套利空间。二是推广“以修为主、合理换件”的理赔原则，设立换件阈值、维修优先规则，防止过度维修。三是强化维修过程的数字化监控与可视化存证。例如结合维修厂智能记录系统、车载远程监控等，确保维修行为可核验、可追踪。四是对多次理赔或存在异常理赔轨迹的车辆，实施差异化定价与核保，再辅以黑名单机制形成事前震慑。
当伪造的刹车痕划破诚信的路面，当精心编排的“碰撞”成为敛财的工具，受损的远不只是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。它动摇的是风险共担的社会契约，消耗的是公众对行业与规则的信任。治理保险诈骗，是一场关乎行业健康与社会诚信的保卫战，其胜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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